一、随军路上叹艰辛
1965年9月，父亲符合了带家属的条件，于是，他就把我母亲和我，小妹从陕西农村老家接了出来，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则留在老家陪着爷爷奶奶。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摆脱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经济建设、人民生活还处在相当落后、贫穷的水平线上，许多地方还没有通火车，坐汽车也是敞篷的大卡车，公路也是沙土路。我们一路上风吹车颠，坐一站下来浑身好像散了架一样难受，脸上、鼻孔、耳朵里、身上全是尘土，如若眼睛不眨，嘴巴不动，活脱脱像个泥塑一般。旅途中的吃住更是让我刻骨铭心，至今难忘。父亲虽说已是连队指导员了，但在那个年代是升官不发财的（提官不加工资），所以他每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这次接我们，他总共才带了100元钱，走时留了20元给爷爷奶奶，身上仅剩80元。一路上父亲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除了买车票，我们连最便宜的旅店都不敢住，晚上住宿，父亲就把车站候车室的两条长靠背椅子并拢在一起，打开他扛着的大包袱，把褥子、被子一铺，让母亲和我、小妹睡，他自己坐在一边守护着我们，实在困了就打个盹。吃饭也是能省就省，基本上每天都是买几根油条，就一杯白开水打发了事。在到达贵州一个不知名的车站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乘船摆渡到对岸后爬上一个斜坡，父亲扛着包袱，提着一只箱子走在前头，母亲一手抱着一岁多的妹妹，一手提着一件行李走在中间，又廋又小的我（刚满8岁）也拎着一个小包摇摇晃晃的跟在后面。到了车站休息时，我实在饿的受不了，刚好又看见对面不远处有卖小笼包子的，随着那个小贩一声声“小笼包子哎，三毛钱一笼”的叫卖声，我只觉得那股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老往我的鼻孔里钻。我悄悄看了父亲一眼，只见他面无表情，不知在想什么，我不敢跟他说，就可怜巴巴地、轻轻地对母亲说“妈，我饿，我想吃包子。”母亲也又累又饿，就轻轻地对父亲说“他爸，给娃买一笼包子吧，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父亲皱着眉头说“钱不多了，不省着点花，可能咱们连家都到不了。”母亲轻叹一声不再吭气。父亲看到我失望的眼神，就蹲在我面前说“我给你买一根油条吧？”一听“油条”二字，我“哇”地吐出一口酸水，几天来连续吃油条已让我反胃至极，所以一听到“油条”二字就想吐。父亲起身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提了一串凉薯（贵州叫地萝卜）回来给我，说这个比包子好吃。小孩子家好哄，加上饿了也顾不了那么多，我就津津有味地剥皮吃了。到了贵阳，父亲身上真的没钱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刚好碰到了一位到贵阳办事的战友，于是向他借了30元钱。那位叔叔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一盘辣椒炒肥肉片，一盘大白菜焖豆腐，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顿饭真香。

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贵州省贵定县八一村。

1965年12月于贵定县留影。

二、八一村那山、那水、那人儿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个工程兵部队，对外代号为8733部队，隶属于原昆明军区管辖。部队分散驻扎在贵州的龙里、平坝等县的大山沟里，主要负责国防隧洞（战备仓库）的构建。全团所有的随军家属统一安排居住在距部队一百多公里远的贵定县八一村。这是一个相对独立，非常清静、漂亮的部队家属大院。它背靠一座不算太高的小山，山上郁郁葱葱地生长着许多泡桐树、槐树和其它灌木，老百姓也间或种植了一些玉米、小麦、番薯等农作物。山顶山腰上纵横交错着一条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堑壕，那是我们儿时经常捉迷藏、打“泥巴仗”的“战场”。院子里一栋两层高的办公楼，一楼住着家属，二楼开始几年还空着，后来成为了母亲她们为军工厂加工军工产品的场地。楼前面一块半个足球场大的水泥操场，是大人、孩子们每天晚饭后聊天、玩耍的主要场所。

八一村的办公楼和操场。

大楼的两侧各有四横一斜五排青砖瓦房。大院的各条路径都用冬青树构成花圃状，房前屋后种植了许多花草果树，我能叫得出名的就有桃、李、梨、海棠、樱桃、石榴、枇杷、核桃、桔子、桂花、梧桐、槐树等品种，每年冬去春来，各种花木竞相开放，住在这里，真的让人感到好舒心、好惬意。大院门前，一条20多米宽的清澈的河水流过，那是我们夏天游泳、摸鱼的好去处。

八一村的正门（过去没有）

八一村门前的河水。

住在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于不同的省份，我所知道的就有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吉林辽宁、陕西江苏、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真可谓五湖四海。生活中，大人们乡音难改，习性不变，孩子们却是统一的普通话，不管你是哪方人，只要融入这个大家庭，不过几天，你就自然而然地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了。

为了解决军官们的后顾之忧，部队专门在八一村设置了一个卫生所，配置了一名医生，一个卫生员（定期轮换）；一台解放牌大卡车负责大院的后勤保障；调来了一个排的军人负责八一村的警卫执勤和部分农副业生产；选派了一名干部任八一村政治指导员，负责家属们的学习、教育和生产（那时家属们都没有工作，大院里很多土地，指导员就组织家属们种植玉米、小麦、蔬菜等，收获后分给大家）。军官们平时都在部队，他们每个月分批回到八一村休假三、四天，每到这一天傍晚，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跑到操场，伸长脖子看自己的父亲回来没有，回来的自然高兴，几个孩子前呼后拥拉着父亲回家了，没接到的脸上挂满了失望，回家的步子似乎也沉重了许多。每次父亲回来，是我们一家人最为快乐的时候，母亲高兴，我们几个孩子也开心，因为他每次回来都多多少少会给我们带点糖果、水果什么的，小孩子就馋这个。此外，家里还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吃顿肉馅饺子。想想那段时光，条件虽苦，却也其乐融融。

光阴如梭，星转斗移。八一村的主人走了一家又一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八一村人”的梦却在一代代的延续下去，直至1977年3月，整个部队换防去了福建，“八一村人”的梦才嘎然而止。

八一村昔日的小伙伴们。

95年到重庆接兵时回到八一村在自家门前留影。

三、妹妹“抢”了团长小儿子的鸡蛋
靠办公大楼右侧的一栋房子，一头住着团长家，一头住着政委家。团长姓张，江苏人，他爱人是辽宁人，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大、老小是男孩，中间两个是女孩。政委姓刘，广东人，他爱人是江苏的，家里也是四个孩子，前面三个是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他们两家的老大都比我大一岁。在他们两家的中间，是一间前后各开一道两扇门，里面没有隔间的空房子。我们刚到八一村时，因没有其它空房子，只好就住在这里。开始一段时间，倒也相安无事，母亲刚到贵定，不会烧煤炉子，经常弄得满屋子都是烟，熏得一家人鼻涕眼泪一起流，两家阿姨都热心地过来教母亲怎样生火烧煤。几家的孩子相处的都挺好，他们喜欢听我讲，跟我学那浓浓的、淳朴的陕西话，喜欢逗我妹妹玩，妹妹刚学会走路，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只小企鹅。她头上戴着一顶母亲自己做的尖顶条绒帽，他们经常恶作剧，把帽子反过来给妹妹戴上，样子滑稽又可爱，把大家都逗乐了。妹妹虽小却似乎知道什么，每次只要帽子一反戴，她就跑回家指着 头上的帽子，让我或母亲给她戴正，然后又出去玩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让母亲难受了好一阵子。一天，我算术考了100分，心里很高兴，放学回家的路上蹦蹦跳跳，哼着儿歌，就想快点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让她也高兴高兴。没想到当我推门进家时却发现母亲抱着妹妹坐在一边流眼泪，妹妹看见我就一下子从母亲怀里挣开跑过来说“哥哥，我今天吃了鸡蛋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母亲就边掉眼泪边训小妹“吃，我打你个小馋嘴。”可怜的小妹吓得再也不敢吭声了，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母亲，又看看我。我问母亲到底怎么了，她只是掉眼泪就是不说。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团长两岁多的小儿子和小妹在走廊上玩耍，一会儿小男孩从家里拿了一只剥了皮的鸡蛋出来吃，不知怎么地小妹把他的鸡蛋夺到了手里，小男孩的哭声惊动了他的小姐姐，她从家里跑出来帮弟弟抢鸡蛋，小妹拿着鸡蛋往家跑，小女孩就追到我家里对我母亲说“阿姨，你家小妹抢了我弟弟的鸡蛋。”母亲一看赶紧把小妹手上的鸡蛋夺过来还给了小女孩，小女孩满意的走了，小妹却大哭起来，嚷嚷着要吃鸡蛋。哭声惊动了隔壁政委的爱人盛阿姨，她走过来劝了劝母亲，就把小妹抱到她家里去了。一会儿，小妹手上拿了一个鸡蛋回来了，母亲问她鸡蛋哪来的？ 小妹怯怯地说阿姨给的。母亲的眼泪又唰地流下来了，她关上门，抱着小妹坐在屋里哭。从此以后，我们家的前门白天几乎都不开，干什么事都是从后门进出。父亲回来休假，母亲向他诉说了心中的苦感，让他想办法尽快搬家。半年后，一个干部调走腾出了房子，我们就搬了过去。

1966年与母亲、小妹合影。

四、童年趣事哈哈哈

我很快适应了八一村大院的环境，和小伙伴们融为了一体。那时上学不像现在作业特别多，课程特别深，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所以每天只要完成课堂作业，放学回家之后，我们有大量的时间玩耍，帮家里干点活。现在有时和弟弟妹妹坐在一起闲聊，回味八一村的童年趣事，都很津津乐道，好想时光再倒流。

1986年与小妹、小弟合影。